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狱中方志敏殚精竭虑送文稿

 

1935年1月27日,陷于绝境、七天未食、饥寒交迫的方志敏不幸被俘。2月初,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往南昌,囚禁于“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”军法处看守所。他并没有因身陷囹圄而停止战斗,在短短六个多月中,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,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疾病折磨,写下了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、《可爱的中国》、《清贫》、《狱中纪实》等重要文稿和信件,把对党、对祖国、对人民的爱,化成了血铸的十三万文字;不仅如此,方志敏还殚思竭虑,煞费苦心,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行动,将文稿送了出去,创造了中共党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。

方志敏入狱之初,被关押在普通号,与刘畴西、王如痴、曹仰山同囚一室。方志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,唯一不能释怀的就是不能继续为党工作,他说:“屈辱,痛苦,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,我都能忍受下去!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,相反的,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!我能舍弃一切,但是不能舍弃党,舍弃阶级,舍弃革命事业,我有一天生命,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!”

因此,入狱不久,方志敏便主动要求监狱方提供笔纸,军法处满口答应。或许军法处认为,方志敏无论写些什么,都没关系,反正文稿在他们手里,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当然,后来这些文稿传了出去,交给了地下党组织,则是国民党始料未及的。

国民党军法处同意方志敏写作,提供笔墨纸张,并且从不检查,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干预,就为方志敏的狱中写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

方志敏有了笔墨纸张,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,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,有六万余字。写作曾一度中断。方志敏觉得,写出来也送不出去,失去了写作的动力,因此“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,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。”

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,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。他就是胡逸民。

胡逸民也是囚犯,但身份特殊。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,追随孙中山革命,孙中山在北平逝世时,他是遗嘱的见证人和守灵者;他担任过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,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,高等法院院长和南京、徐州、汉口中央军人监狱的监狱长等职。1934年7月,因官场倾轧,胡逸民也成了犯人,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优待号。 鉴于胡的特殊背景,狱方对胡监管宽松,除了不能离开监狱,其他都很自由,连姨太太向影心也带在身边。胡逸民在回忆录中写道:我虽是囚徒,却当面要训斥牢卒,连所长也得让我几分。

胡逸民目睹了方志敏的入狱。共产党三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被捉住,并被关进了看守所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。这引起了胡逸民极大的好奇,他很想知道方志敏究竟是个怎样的人,于是有事没事就去方志敏的囚室,接触多了,他从心里敬佩方志敏。他甚至要求“关押方志敏四人的囚室白天不要上锁,进出方便。我经常到他们的囚室去闲谈,久而久之,彼此就渐渐地熟悉起来了。”

胡逸民每次去方志敏的牢房去聊天,都看见方志敏在写作,可是有一段时间,方志敏突然搁笔不写了,胡好生奇怪,便问:怎么不写了?

方志敏叹了一口气,说:“写了也没用,又送不出去。”

胡逸民答道:“那不见得。如果你信任我,这件事我替你办。”

“如果先生愿意替我出力,那我将努力地写好它,写多少,算多少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。我愿我写的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。”

“我说到做到,请你放心。”胡逸民答道。

这真是上天送给方志敏最好的礼物!正当方志敏准备放弃之时,胡答应帮助将文稿送出,方志敏“才又重新来写”,于是才有了被誉为用生命谱写的爱国主义千古绝唱的狱中文稿。不仅如此,文章的用语与写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可以设想,如果文稿最终要落到国民党的手中,方志敏肯定会有许多顾虑:为了不给敌人口实,有些事情就不能写,有些事情只能含糊其辞,写得隐晦一些。然而,明确文稿可以交给党组织,交给自己人,方志敏就可以写得很直白,很坦率。

1935年4月下旬,方志敏被转囚到了优待号。方志敏心里明白:“军法处以我与刘、王在一处,不便向我劝降,于是将我移到所谓优待室内来住。房屋很好,但很寂寞。”在优待号,方志敏一天到晚地写作,到6月上旬,已经写完《可爱的中国》、《清贫》、《狱中纪实》等重要文稿和信件。

关押方志敏的牢房恰好就在胡逸民囚室的对面,这样,两个人的接触就更多。胡逸民回忆道:这时,前任所长调走了,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,很好说话,我想要怎样,他都答应。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,不加干涉,我与方志敏天天拉家常,聊身世,不受拘束,无话不谈,日子一久,竟如故友。

为了争取胡逸民,方志敏与他谈了不少的话,写了许多信。其中一封信写道:我自落难以来,承你们友谊的帮助,实为感激!故我在临刑前写这封信给你们,表现我对你们的希望:

一、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书籍,应多多地而且用力地去研究一番,一切非驴非马的东西,可丢去不看。在理论的政治的认识上,站稳着脚步,才不至于随时为某些现象或谣言而动摇自己的革命信仰!

二、站在党的同情者的地位,在党外利用你们和各方面的关系与自己所有的力量,去不断地作出许多有力的帮助党,苏维埃和红军,以及捶碎、破坏国民党统治的工作和活动!

三、你们生活要尽量朴素化,不要奢侈,不慕虚荣。从自己的节俭与从旁人的筹划中,支出一批款子,来帮助中国革命运动的经费。

四、这并不是说你们从此就该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了,相反地,言语行动,更密慎重,以掩护自己的活动,而达到成功。

五、希望你们在我死后做到允许我的诺言,切不可因为困难或虚惊而抛弃信约!

这封信件可以说明,方志敏对胡逸民夫妇是相当了解与信任。

其时,胡逸民的三姨太向影心也经常随胡一起探望方志敏。向出身于西安殷实人家,貌美多才,说媒的踏破门槛,可是向却偏要嫁给年龄几乎可做她父亲的胡逸民,而且是做三姨太。不仅如此,胡逸民入狱,向影心也没有弃他而去。这些都令方志敏另眼相看。

向影心可以自由出入牢房,并为方志敏提供一些帮助,这让方志敏感到是个机会。一天,方志敏试探地问胡逸民,能否让向影心为他捎一封信。胡没有犹豫,满口答应。

起初,方志敏并没有奢望能将文稿在生前送出,而是指望胡出狱时将它带出去,交给党组织。如今有了机会,自然不会放过。然而,这件事充满了风险,万一被国民党查获,不但送信人要坐牢甚至被处死,还可能泄露党的机密。因此方志敏非常慎重,考虑到每个细节:怎么让地下党相信送信人?万一信件落到敌人手里怎么办?不知道上海地下党的通讯地址,送给谁?

方志敏思来想去,决定为送信人写一介绍信,而且用米汤书写——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密写方式。6月11日,他写下《给党中央的信》。该信首先分析敌人没有急于杀害他的原因,报告自己越狱的准备,并请求得到援助。其次,方志敏罗列了8篇狱中文章的题目,并作简要说明;再次,方志敏对胡罟人(即胡逸民)的情况作了介绍,写道:“胡罟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僚,但他倾向革命,故在狱中给了我一些帮助。我曾与他谈了不少的话,并写了许多信给他,他表示很坚决而且诚恳。他愿意站在党的同情者的立场,接受党的指导,帮助党所需要他做的工作。他共有房地产值十万元,愿意拿出大部分来帮助革命。我告诉他来沪开印刷所,办杂志,鼓吹革命。请中央派一个同志去领导他。只要领导得好,他是可以替党做不少的工作。他与他的妻的思想,还需中央给以训练!他交游甚广,干谍报、兵运,救济被难同志等工作都可以做。”

方志敏还写道:“这些文稿,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,他答应在他出狱后,送交中央。”

方志敏写这封信的目的,就是希望地下党能够相信胡,接待胡。

至于把信送给谁?方志敏想到了鲁迅与宋庆龄。方没有见过鲁迅与宋庆龄,但信任二人,并确信他们一定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,于是,也给鲁迅与宋庆龄各密写了一封信。

方志敏将一切都考虑周全了,决心投石问路,遂将三封密写信面交给胡逸民与向影心。

方志敏说:“以前得到你们的许多帮助,非常感谢。这次还要拜托向女士将这些封信送给我们的人。”

向影心答道:“能为先生效劳,是我的荣幸。”

方志敏说:“这件事充满了风险,搞不好要掉脑袋的。”

“我不怕,我喜欢冒险。”向影心答道。

方志敏赞道:“真不愧是女流中的佼佼者。”

“先生过奖了。”

想了一下,方志敏接着说:“为了以防万一,这些文稿都是密写的,即使被发现,一摞白纸,也容易蒙混过关。这次一共是三封信,一封写给鲁迅先生,一封写给宋庆龄先生,还有一封是三张纸,都标有记号,不要记混了。这些信交给鲁迅先生或宋庆龄先生就可以了。”

向影心说:“记住了。”

方志敏最后叮嘱道:“一定要小心,万一送不出去,就把信件毁了。”

“先生放心,我一定送到。”

向影心带着信件出发了,方志敏的心也悬了起来。他估计送信来回需八九天,因此,每天都在掐着指头算。

向影心到了上海,将信件交到内山书店,书店又转交给鲁迅先生。

顺利地完成任务,向影心返回南昌复命。

终于与上海党组织建立起便捷、可靠的联系,方志敏异常高兴。胡逸民写道:“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,他对我更加信任了。”

于是,方志敏决定趁热打铁,再送第二批文稿。有了第一次的成功,方志敏对再次传送抱有信心,遂将几篇最看重的文章交给了向影心。此时,方志敏已经写完了近10篇文稿,但他非常谨慎,每次只让带二三篇,绝不多带。这样,即使出事,损失也不会很大。

有史料证明,鲁迅收到了第二批文稿中的《可爱的中国》和《清贫》这两篇传世之作;然而,向影心却没有将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交给鲁迅。1940年,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得到消息,有人手中有方志敏烈士的遗文,经验证系真品,于是花重金买下。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稿可能就是向影心截留的。

送出第一批文稿之后,自知时日不多的方志敏决定另辟蹊径,寻找其他的送信途径,以加快送信的速度。他的努力很快取得成效。监狱文书高家骏被方志敏的坚贞品格所感动,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心,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。他还答应写信给在杭州教书的女友程全昭,托她帮助将文稿送出去。

找到另外的送信人,方志敏又用米汤誊写第二批文稿,开始为下一轮的送信做准备。方志敏有个好习惯,每誊写完一篇都要注明时间。比如,在《在狱致全体同志书》的文末,作者注明: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写成,六月十九日密写;在《我们临死以前的话》的文末,作者注明: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写完,六月二十九日密写于南昌军法处囚室。

从用米汤誊写《在狱致全体同志书》与《我们临死以前的话》,可以推测方志敏当时的考虑:其一,方志敏看重这两篇文章,希望尽快地交给党组织;其二,方志敏对这次传送没有把握,所以送密写稿,以防不测。即使丢失了或毁掉了,也不要紧,原件尚在。

就在方志敏誊完两篇文稿不久,放暑假的程全昭来到南昌,并于7月初将狱中文稿送到上海,交给了地下党。上海地下党收到这批文稿后,将它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。1936年1月,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,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《救国时报》全文发表了这两篇文章。

程全昭将文稿成功送至上海,但她没有返回南昌。方志敏不清楚文稿是否送到,只好请高家骏再送。7月底,高家骏来到上海,送出一封信后,“发现后面有人跟踪”,“便急返杭州”,其他的信可能被高家骏毁掉了。

方志敏送出了四批文稿,但仍有部分文稿留在狱中,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胡逸民身上。

6月19日,方志敏写《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》的序言,文中写道:“何时枪毙 ——明天或后天,上午或下午,全不知道,也不必去管。在没有枪毙以前 ,我应将赣东北苏维埃的建设,写一整篇出来。我在这炎暑天气下,汗流如雨,手执着笔,一面构思在写,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。我下了决心,要在一个月内,写好这篇文字。”方志敏还写道:“我希望这篇稿子,能借友人之力,送到党的中央。”该文未写完。

6月23 日,方志敏写《记胡海、娄梦侠、谢名仁三同志之死》一文。在这篇文章中,方志敏透露了一个“秘密”:他与胡逸民有个“约定”。文中写道:接着娄同志死难的第二天,我才起床,就看到有八个卫兵,手持着枪,都上了刺刀,知道法西斯蒂又要杀人了。我以为是枪毙我们四个,赶快将一些零碎文稿检好,塞入壁上脱开的裱纸里(我曾与一个人约定,我若突然被提出枪毙,他就会来此处拿取的),准备他们来提。

7月底,方志敏委派高家骏第四次送信。不久,方志敏将剩下的文稿全部交给了胡逸民,并做最后的诀别。据胡逸民回忆:在一个黑夜里,方志敏与我作最后一次诀别的谈话。他暗暗塞给我一大包写好的和未完成的稿子,恳切地对我说:“胡先生,你一定会获得释放,我俩总算有过囚友之交,拜托你,出狱后将这些我写的东西。送交上海四川路一位鲁迅先生。”

“鲁迅先生我不认识!怎么办?”我说。

“不要紧,我这里写好一封介绍信给你。”他说着就把稿子交给我。我接过稿子,用绳子牢牢缚好,暗暗放在我的床底下。他说:“我们的许多谈话,不要外传,放在脑子里好好想想。”又说:“我未能完成宏愿。今后你走的路还长,望自重,要谨慎。”这是方志敏最后教诫我的几句话,我听了点点头,表示领悟,紧紧攥住他的手,不禁哽咽泪下。

1935年8月6日,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,时年36岁。不久,胡逸民获释,出狱时把方志敏的文稿都带出来了。一年后,他恪守承诺,亲自将文稿送往上海,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。

将大批文稿一次又一次地从监控严密的国民党监狱中带出去,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,并大部分交到地下党手中,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。方志敏是整个行动的策划者,是创造奇迹的人。

原载:《中华魂》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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